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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11 1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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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专栏|老照片 文/宋燕 微信公众号:时拾史事

最近有个热词叫“阶层固化”,指的是通过努力改变自己命运、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少,“寒门”再难出“贵子”,公平上升的通道逐渐关闭的状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很多曾在社会底层的人们靠着自己的勤劳智慧,靠着受教育,跻身中产阶级,他们中的少数甚至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打造出一个又一个励志神话。而近十年来,神话正在逐渐消失,人们的恐慌日益严重,生怕赶不上最后的机会。

历史总是相似的,但人们的忘性太大,常常意识不到自己踏的是前几辈人的老路。今天经历的这场社会变革并不是中国的第一次,近百年前,中国已经出现过一次。在那次波澜壮阔的阶级上升中,一些人打拼成了中产,另一些人看着大门缓缓关上。只不过那次变革没有覆盖全国,而主要发生在上海。

1945年的上海,繁华的外滩

一,

上海自1943年开埠,因为海关的存在和诸多洋行的进入,逐渐由一个小县城变成了一个大都市。民国后,随着第一次资本主义大潮的来袭,上海出现了一大批新式的行业与企业,就业机会剧增,引发各地的人们向这里涌来。1843年,开埠时的上海城市人口仅20多万,1910年已为129万人,1930年为314万人,1947年为449万人,1949年初达到546万人。人口的激增并非源自自然增长和辖区的扩大,而是大量外来人口所致。据统计,1930年时,上海市上海人与外地人的比例,为26:74,也就是说,100个人里,有74个人都是外地人。二、三十年代迁入上海的知识分子堪称中国文化界现代性最强、最为显赫的一支力量,几乎为清一色的新式知识分子,其中还包括大批学成归来的留学生。还有很多到上海求学的外地学生们,学成后也留在了上海。

如今关于“硬盘”的揶揄在那时就已经成为过社会心理之一种,1929年出版的一本《上海的研究》里曾这样介绍:“上海人到了内地,内地人对他,往往有一种特殊感觉;上海人也就格外地播摇摆摆,自示不凡;至于内地人一旦到了上海,那在他眼光中看出来的上海人,格外有些觉得神圣不可侵犯。其实,上海人和内地人,有什么大不同之处?至多不过一个环境而已!然而就是这一个环境问题,上海人已足以靠此而唯我独尊了。”——听起来是不是也觉得蛮耳熟的?

汹涌而来的“沪漂儿”靠着勤劳的打拼、同乡的帮衬和自己的一技之长,在上海扎了根,他们当中有曾经的商人、买办、地主、官僚、中下级绅士文人,也有新型知识分子、留学回国人员、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到了上海,他们成了新式商人、企业家、公司洋行职员、商铺伙计、近代文化教育机构中的文化人、自由职业者、工厂工人以及个体劳动者。

1947年的上海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由经济结构变化和社会转型造就的职业需求一波接一波出现,法律顾问、律师、会计师、经理、总办、秘书(尤其是英文秘书)、译员、工程师、医师、药剂师、新闻记者、出版编辑、大学教师……很多以前从未听过的岗位急切地招揽有专业技能的人才,1919至1927年不到10年间,每年新开业的银行就有49家,百货公司冒出来近200家,而报社、出版社等文化机构则如爆发一般涌现。对于能较早获得较高学历的青年来说,基本不存在就业难的问题,收入也颇为优厚。

二,

新职业制造了新需求,新需求富裕了新阶层。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的中产阶级,就从这些人当中产生了。以受过较高的教育,拥有某项专门技能,有一个体面的职业为标志,这个阶层的人数达到30万人。他们的家庭月收入低的平均在66元,高的一二百元甚至上千元,租住两三间房子,用得起月工资4元的女佣,冰箱、电唱机、收音机等也为不少家庭所拥有。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并不比底层人挣得多多少,但是新兴职业实行的多等级、小级差的工资制度,使他们有着向上流动的机会和可能。因此,他们愿意短暂地忍受低薪待遇。

那个时代,上层和中产的划分并不清晰,两个阶层互相流动之路是畅通的,成长于民族工业黄金时期的新式企业家中,既有出自士绅家族的显贵,也有源自平民阶层的新贵,还有来自海外的华侨。他们在短短数年或数十年的时间里,便跻身于社会精英的行列。现代火柴工业创始人之一宋炜臣,同时又在采矿业、化学工业和机械工业领域中广有投资,估计拥有300多万元的开办和合办资本。1901年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将其在一家小钱庄所获得的利润投资于茂新机器面粉厂,接着再以面粉业的盈余投资纺织业。从1915年荣氏兄弟在上海创办申新第一纺织厂起,至1931年短短16年时间里,共创办了9家纺织工厂。荣氏企业在1903年创办时只有自有资本5万元,1922年已增至1043万元。这些新晋富豪,按照当时出版的书中的评价:“他们所有的人具有共同的特殊才能,能紧紧抓住发财致富和提高社会地位的机遇。”他们,成了中产们奋斗的榜样。

1947年交通严重堵塞的上海

三,

中产们有着骄傲的自我认知,他们培育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群体的生活方式,来区别于普通劳动群体。这套生活方式如今依然被人称颂,成为“海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崇尚吃西餐、喝咖啡。医生出身的的周仲英回忆,“开始的时候都是不懂的,你得看别人怎么吃。难是难在点菜,因为西餐的菜单上来是用三种文字,英文、法文、有些是意大利文,写的名字都是很怪的,你看不懂。有时三行字写在一起,其实是一个菜,结果叫他来了三盆,其实都是一样的。”

他们喜欢穿西装。三十年代初,上海大大小小的西装店共有数百家,职工约有万人之多。据称“海上人士穿西装的,约占十之四五”。在周仲英老人记忆中,当时看西装已成为男士们社交时的一项必修功课,“大家出去在外面聚会、吃饭,第一件事情就是看……看朋友们穿的衣服的颜色怎么样、料子好不好,是美国货吗?美国货的衣服松,英国货的衣服紧”。而且领带是要天天换的,上班穿的西装和晚上吃饭的衣服一定要不同的,否则就是“没派头,不够绅士”。

1947年的上海广告墙

他们看电影。当时走进大光明电影院,“女的一定要穿长旗袍,男的西装笔挺是起码的,有的还穿上了燕尾服,看电影成了很多人生活中值得炫耀的大事”。对在外商公司、洋行做事的职员以及部分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来说,“往往以看美国影片作为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表现,作为赶时髦的谈资”。

他们还爱跳舞、运动。1928年某报评述上海的跳舞热已达沸点,“少年淑女竞相学习,颇有不能跳舞,即不能承认为上海人之势。”《玲珑》杂志上的文章甚至称,跳舞不光是一种社交,也是需要认真研究的一门学问。一些职员成为体育事业的积极分子,银行业、邮电业、烟草业等都有自己的球队和体育会,而且这些体育会保持了较高的水准。当时上海银行业自己组织的半职业篮球队,还打入了1948年的伦敦奥运会。

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引领着时尚,他们成了令人羡慕的一个群体。

四,

向上流动之路是从30年代开始变得拥挤的。一方面随着上海发展的成熟,就业机会不再那么富裕,竞争越来越激烈;另一方面,教育费用和教育机会水涨船高,对家庭的经济筛选越来越厉害。

人才太多了,好的岗位对学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早些年,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人就能找到很好的工作,而到了20年代以后,职员的专业技能一般都需要通过考核才能被证明,并按学历纳入不同的职业和职别。市政府公务员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为24%,军事或警察院校的毕业生约14%,绝大多数供职于公安局。中国银行的主要负责人共38人,曾留学美、英、日、瑞士大学的有20人之多,有国内大学学历的7人,外籍专家2人。到40年代中期,新亚企业系统各部门经理、处长、部长、主任等重要骨干,大都由具有执业资格的药剂师、会计师、律师等专门人才担任,信谊药厂的各部主任大都为留学法、德、美等国的毕业生或是中法大学的毕业生担任。统计资料告诉我们,在那个时代的上海想进入中产阶级,不接受新式教育是不行的。

然而接受新式教育,却不再是普通劳动家庭能够负担的了。1935年,一名学生在圣约翰大学一年的人均支出为750美元,远非当时一般家庭所能承担。普通私立大学的学费是一个普通工人年收入的2/3。贫寒子弟只能上公立大学,而伴随着低收费的是高竞争。交通大学、上海商学院等学校竞争激烈,上海、浙江、江苏甚至安徽、福建的考生都到上海来报考。

中学也成了拼爹场。据1931年第一学期的调查,市立中学1270名学生的家长,在商界工作的占39.7%,学界占16.8%,政界11.7%,农界10.8%,工界5.2%,交通界3.2%,医界3.1%,军警界1.9%,律师界0.9%,未详6.7%。

1933年1月21日的《生活》周刊上,刊登了一篇署名星翁的读者来信,谈到了当时教育界所存在的各种问题:“缴费是入学的先决条件,也就是入学的唯一手续,只要你肯出钱,万事总可商量。在中国,中等以上的教育为资产阶级所专用,这是无可掩蔽的事实”。

五,

升级难,保级也难。20年代末至30年代,就业难、保职难等问题使职员阶层普遍感到苦闷与恐慌。1927年9月至1934年4月间,上海职业指导所进行的职业谈话36,491人,其中就业问题占了70%,因感觉谋生困难而来求指导者居大多数。在登记谋职的20,880人中,其中包括3949名国内外大学毕业生,最后只有不到1/10找到了工作。

拥有的东西,也是分分钟被夺走。在上海这一特殊的转型社会里,无论是企业家还是银行家,即便身处上层社会,也不是统治社会的决定力量。1935年改组中行的风波里,宋子文被任命为中行董事长,总经理负责制被改为董事长负责制,官股比例扩大至一半,并有了占绝对优势的发言权和投票权,导致掌握中行实权达20年之久的江浙资产阶级,随着董事会的改组而大权旁落,政府由此直接控制了中国银行。南京政府还利用此次风波,成功地控制了全国66%-70%的银行机构。

1947年上海一家幼稚园内

内战爆发后,政治秩序失控造成经济崩溃,职员生活水准降至前所未有的低点。1947年小学教员月薪只够买半石米,大学教授不得不兼课以谋补助。1948年8月金圆券贬值,小学教师吴美仪回忆当时的情况,“我和我父亲(中学教师)的工资就只好买两担煤球”。中央银行职员章立先生也感到了不小的压力,“到后来通货膨胀以后了,工友和职员都一样,每个月发两袋米,工资已经不值钱了。”一场危机,辛苦多年跻身中产,一夜之间就与底层无差。

尾声

不过,无论竞争多激烈,保级多艰难,这套规则一直还是运转着,一批人掉落,马上有新贵晋级,真正的变化还是发生在1949年。阶层流动随着新意识形态实施而改变了规则,新中国成立后,中产阶级消失在时代洪流中,没有痕迹,也没留下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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